二、汉学研究
1.《圣经》中文全译本
第一个在中国把《圣经》完整地译成汉语的是马礼逊。马礼逊来华的主要使命，就是将《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他在以前天主教传教士翻译手稿的基础上，从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到1819年，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 1810年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全部《新约》译完，1814年出版。与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21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新约》部分由马礼逊独自完成，《旧约》是米怜和马礼逊共同完成，所以有人又把这个译本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这些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
英国海外圣经公会在马礼逊翻译《圣经》时给他提出的要求是译文应忠实于原义，使中国人能够理解并博得中国对它的尊重。马礼逊认为，作为一名译者，应负有双重任务：其一，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确、熟练的文字，将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达出来。早期翻译《圣经》其中一大难题在于由零开始，要创立一套术语。“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词汇都是来自马礼逊译本，由于马礼逊译本的自身特点及其翻译原则使得它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
马礼逊的大量译经工作是在澳门完成的。这部中文《圣经》在印制过程中，英国方面共捐赠了六千六百英镑，美国方面共捐赠了三千六百余元西班牙银币，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共捐赠了一千元西班牙银币。
马礼逊译经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作为基督教经典，它的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中国人得窥《圣经》教义的全貌，无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中国严禁传教士布道的情况下，散发《圣经》译本和其他宗教小册子，就成为在华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一个重要方式，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因为出版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2.辞书编纂及汉语研究
（１）《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又译为 《中国语文字典》）的编纂，开始于1808年。马礼逊编这部字典的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东印度公司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为此拨了一万二千英镑给马礼逊，并同意由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澳门的印刷所承担印刷。
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在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书名为《字典》。这卷是马礼逊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按汉字笔划分成二百十四个字根排列，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
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书名为《五车韵府》，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1820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
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
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嚆矢。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富含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收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资料，仅在“孔”之下，马礼逊就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并对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加以概述。这样就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增添了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在《华英字典》中，马礼逊对中国的学校教育介绍得比较详细，对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都作了考察。《华英字典》对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也涉及不少。其中，马礼逊着墨最多的是天文学。马礼逊给出了中国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称，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举出92个星的名字。关于戏剧，马礼逊追溯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他认为中国的戏剧起源于唐传奇，到宋代时称戏曲。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其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为西方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提供了便利。《华英字典》出版后，受到欧洲各界尤其汉学界的普遍赞誉，并很快风靡欧洲大陆。其次，《华英字典》作为中国英汉字典编纂之嚆矢，被以后来华传教士奉为“圭臬”。还有，《华英字典》对日本英日字典的编纂产生了很大影响。《华英字典》出版后不久，就有日本翻译家准备把它译成日文。再有，《华英字典》对现代汉语新词的创制和中国近代文学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华英字典》中已包含许多现代汉语语词。
实际上，《华英字典》的出版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西方学者的想象，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出版无意中改写了中国的出版史，它无意中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出版的序幕，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华英字典》的出版催生了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的诞生，尽管这是在葡萄牙人管辖下的英属印刷出版机构，但正是这一机构的诞生，引起了其他西方列强以及各教会的效仿，纷纷选择在中国设立印刷所、出版机构以强化对中国的文化渗透。随之，清廷与中国的官商、民商也逐渐认识到了现代印刷、出版的力量，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民族印刷、出版的诞生以及发展。另外，因为印刷 ，制造了第一副中文铅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铅活字排版，并使用机器印刷，开创了中文图书采用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现代出版历史。创。因为印刷《华英字典》，中国输入了第一台现代化的印刷机，对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来说都是崭新的。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家庭作坊式或官办作坊式的西方现代出版业模式被引入中国。无论是资金运作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还是编辑模式、印刷方式、发行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变革。
《华英字典》对中国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虽然《华英字典》主要取自《康熙字典》和中国古代典籍，但也有部分是来自他在应用中文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当然，《华英字典》也有不足之处。马礼逊囿于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的有些评论存在不当之处；有些词句的汉译不准确甚至有错误。
（2）其他汉语研究著作
除《华英字典》外，马礼逊还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和《广东省土话字汇》等文学著作，并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其汉学研究影响巨大。有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美]亨特：《旧中国杂记》，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通用汉言之法》
《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马礼逊关于中国语言学的第一部著作，书名系马礼逊自定，全书共280页。马礼逊在序言中明确说明，他撰述该书的目的是给学习中文的学生提供切合实际的帮助。该书首先是关于中文独特性的评论，然后依次是：中文拼音表/汉语词汇的欧洲拼字法/音节表/声调/声调练习表/汉字的书写方法/汉字的结构/部首表/中文字典/标点法/名词/数词表/名词的数、性、格/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韵文/代词：人称代词、疑问代词、表示代词、关系代词、个别代词、不定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地方土话、诗学。最后，马礼逊介绍了中国的诗歌及韵律，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规则。概述了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详细介绍了《诗经》的内容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除诗歌外，马礼逊指出中国还有赋、曲、辞、词、并翻译了《寄友人·忆父》、《送春辞》、《江南曲》等。
——《中国大观》
《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是马礼逊继《通用汉言之法》之后的第二部文学著作，由东印度公司资助，于1817年在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关于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马礼逊坦言是为了帮助学习中文的学生，并非供人娱乐用的。该书包括年表、地理、政府、节令、节日和宗教神学等部分。
——《广东省土话字汇》
马礼逊在中国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学习中文，既要会官话，又必须掌握方言。而在广州在澳门乃至南洋进行传教和商务，学会广东省土话则为必需。因此，在1823年编纂完《华英字典》后，马礼逊便着手编纂一部方言字汇，终在1828年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在澳门出版《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广东省土话字汇》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英汉字汇，第二部分为汉英字汇，第三部分为成语词组；最后附有英国文语凡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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